在观远数据 DecideX Talk 这场对话里,王亚军给出了一个很直接的判断。
他说,CEO 想知道自己公司到底行不行,不必先看战略文档,也不必先听一轮汇报,只要随便挑三种会,坐进去。
随后,他又补了一句:"战略再宏大,解码再细致,如果我在一个会上看到决策质量不合格,那其余的东西,我都可以不信。"
王亚军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和战略打交道。他曾是麦肯锡大中华区战略与组织转型的联合创始人,后来到龙湖集团担任首席战略官,也是在那段经历里,更深地进入了企业真实的经营现场。几年前,他创立境门管理,用管理和投资结合的方式帮助企业做转型,并把很多思考写进了《企业即算法》。他和观远数据创始人兼 CEO 苏春园聊了近两个小时,话题一直围绕着同一类人:企业一号位。
他的判断很清楚:AI 时代,真正需要重构的,不是战略,而是一号位做决策的那套底层算法。
01 为什么 AI 越普及 一号位反而更难做判断?
对话开始不久,王亚军就提到一个平时很多人都不会去细想的事实。企业里每个职能都有自己的专业。人力资源有一套专业,营销、销售、财务也都有。一路往上走到一号位,会发现一件怪事:没有 "CEO 专业",没有 "CEO 理论",商学院里也没有这门课。
他说,这个结论自己确认了很久。跟学者聊,跟杂志主编聊,甚至也跟 AI 聊,最后发现确实没有。那一号位怎么学呢?通常是先学一些管理理论。真到了那个位置,怎么做决策,更多时候还是去听成功企业家讲经历。
过去,这种专业体系的空缺,带来的问题还不算明显。很多一号位都是边做边学,靠经验,靠复盘,也靠听别人讲自己踩过的坑。但 AI 起来以后,这个问题一下子变得明显了。现在大家常说,让AI 去做它擅长的事,人留下来只需要做两件事,担责和判断。
担责好理解,判断却没那么容易。在王亚军看来,判断背后有一整套 "我们如何看待世界" 的底层算法,这不是一两条经验就能解释清楚的。他两年前在《哈佛商业评论》写过一篇文章,题目叫《一号位需要第一人称理论》。
所谓第一人称,是相对那些置身事外的研究者站位而言的。两者最大的不同在于,一号位真的站在局里,在做决策的时候,要面对的是完整的真实世界和真实后果。而AI 则更接近后者(即研究者视角),它处理的是已经被写下来、被整理过、可以被抽象的信息,最关键的一点是,它不需要在真实情境中承担后果。王亚军把大模型讲得很直接:AI 是一个统计过程、一个概率模型,它把大量信息吸进去,一层层抽象,再重新生成出来。所以,AI 给你的东西,多数是第三人称知识。它可以被形式化,也可以写在纸上。
可一号位不在纸上。"一号位所处的环境,是没法完全抽象的。" 他说,"专业知识也好,AI 产生的知识也好,都只能部分描述真实世界。但一号位做决策、承担后果的时候,面对的是完整的真实世界和真实后果。"
这个差异最后会落到三个处境里:
处境1:你必须担责。这部分 AI 替代不了。
处境2:信息永远不完备。他打了个比方,人看向前方的时候,视野范围以外全是盲区,很多时候只能先做,再迭代。
处境3:决策一旦做出,就会改变后面的局面。企业经营不是在静态表格里做选择。一个决策落下去,公司轨迹会变,竞争对手也会跟着反应。前一步的"因"会变成这一步的"果",这一步的"果"又会成为下一步的"因"。
这就意味着,经营者很难在一开始就做出一个完美的设计。到了 AI 时代,这个问题会更明显。AI 可以给出很多信息、很多建议,但信息变多,并不等于决策变容易。真正难的,是分清哪些是信号,哪些是噪音。
王亚军说:"对一号位来说,不存在一个公式让你照着做。"尤其在今天,信号往往很少,噪音却很多。决策者只能一边判断,一边怀疑,一边往前走。
02 为什么上了 AI 组织还是没有变聪明?
苏春园问了一个很实在的问题:"AI 时代经营组织,什么变了,什么没变?"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,王亚军先讲了一种常见做法,就是很多企业会先做 AI 战略,再做战略解码,然后层层分解执行。有人嫌链条太长,就希望跑快一点。但在他看来,跑得再快,也没有改掉这套做法的底层逻辑,就是先设计,再执行。
他对这个问题的感受,来自自己的一次转变。在麦肯锡,做战略的边界很清楚——约定周期和费用,交付一份报告,客户拿去执行。
"这里面其实设计了一种责任的分配方式。我把战略报告交给你,收到钱,事情就结束了。"
2012 年他来龙湖之后,很快意识到了一件事。未来没法预测。那几年房地产政策背后变量太多,误判是有代价的。高位拿地,可能很久都消化不了。后来在沃顿做高管团队学习时,再次印证了这一判断,金融危机只能事后总结,泡沫很难提前预判。
结论变得很明确:未来没法预测,只能快速应对。
不预测,也不能没有方向。大方向还是要有。比如只做一二线城市主流住宅,购物中心就做地铁上盖。这样做的好处,是投资犯错时还有更大的回旋余地。方向定了,功夫就落在把每个项目做好上。后来,他把这套思路写进书里,叫 "战略即执行,执行即战略"。
这个说法在当时并不被接受。最常见的反驳是:这不就是不会做战略吗?直到黄仁勋公开讲 "战略不是文字,战略是行动"时,王亚军觉得,这个判断有了一个足够有分量的参照。
如果不靠预测,也不靠自上而下的一层层解码,一号位到底该抓什么?他的答案来自司马贺(Herbert Simon)和卡耐基学派。司马贺是诺贝尔奖与图灵奖双料得主、“人工智能之父”,同时也是组织管理专家和计算机科学家。AI 和组织可以放在一套理论里讨论,源头就在这里。在这个基础上,王亚军演化出三脉模型:企业发展本质是一个计算过程,每个时点上同时发生着三条脉络——决策、协作、创造知识。
关于决策,他有个提醒:"经营者每做一个决策,公司就往前动一下;什么都不做,也是在做决策,那是保持现状的决策。"
关于创造知识,他说得更重:"企业一直在成长,所谓成长,就是持续产生新知识。一个企业为什么能做得比别人好?是因为它掌握的知识,比别人更强。"
很多企业上了 AI,组织却还是没有变聪明,问题往往出在第三条脉络。流程跑完了,任务交付了,知识却没有沉淀下来。下次遇到同类问题,大家还是从头争论。所以在王亚军看来,AI 该放到哪里,答案已经非常清晰:"用三脉模型来思考 AI 其实很简单,就是在决策、协作、创造知识这三条脉络上,如何利用 AI 让它质量更好、速度更快、成本更低。"
而对于 AI 能承担什么、不能承担什么,王亚军也给出了一条实用的建议。对于那些规则明确、答案稳定的问题,不一定要交给 AI。比如已经发生过很多次、有清楚流程和判断标准的场景,企业更需要一个确定性系统,把规则跑准,把流程跑稳。
AI 更适合进入那些还没有标准答案的新问题。它可以先帮团队做基础研究,把相关信息找出来;也可以提供几种不同思路,帮助人打开视角;还可以把原本不相干的材料放到一起看,找到一些人一时想不到的可能性。但最后怎么判断、怎么取舍、谁来承担后果,仍然要回到人。
最后,还剩下一个问题:一号位自己把决策、协作、创造知识这三件事做好,就够了吗?不够。王亚军用了一个词,分形。一号位不只是自己把这三件事做好,更要让 "如何做好" 这件事在组织里扩散开,也就是创造一种更广义的算法,让它有纪律、有方法地展开。而这套纪律和方法本身,也要能持续迭代。
03 为什么再宏大的战略 也抵不过一场会的质量?
这也解释了他对黄仁勋的解读。外界热议英伟达有 60 人直接向黄仁勋汇报,很多人把它读成微操,王亚军并不认同这种看法。他在龙湖的工作,也形成了50 多人直接向 CEO 汇报的模式,而CEO 并不需要在业务上花太多时间,更多靠的是组织级的横向解决问题能力。很多问题在到达 CEO 之前,已经被解决掉了。
在王亚军看来,黄仁勋的重点不是直接给结果,而是一直在告诉团队自己怎么想,也是在传递一套解决问题的方法,这就是"算法思维"。而要判断这种能力有没有真正在组织里长出来,光看组织架构图远远不够。最直接的办法,就是去看一场场具体的会议现场。
于是,文章开头那个动作又回来了。挑三种会坐进去,用决策、协作、创造知识三个视角,去看质量、成本和速度。这三者之间需要权衡和取舍,质量、成本、速度不可能永远同时拉满,可它们能帮助一号位绕开很多被包装过的东西。
战略文档能写得漂亮,解码也能做得很细,但一场会里真实发生的决策质量,却很难包装出来。问题抛出来后,谁在判断,依据是什么,不同部门怎么形成同一个理解,讨论过后,组织有没有多知道一点东西。这些东西,一坐进去就能看见。
对话尾声,苏春园做了一个小结:"回到第一人称,回到一个真实的、最小的决策现场,去看怎么决策、怎么协作、怎么创造知识。"
王亚军表示:"这就相当于是,一号位判断力的训练过程。判断力不是天赋,它可以被训练。"前提是得有训练的道场。而这个训练场,就是一个个真实的决策现场。
2026 年 6 月 26 日,成立十周年之际,观远数据发布 DecideX·AI 决策智能平台,把十年 AI+BI 的积累推向一个新命题:企业 AI 的下一站,不是更会答,而是更会决策。王亚军的三脉模型,正好从组织侧,给出了答案的另一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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